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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

  “巴蜀符号”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学术难题,自巴蜀符号被发现以来一直深受学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长于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近年来投身巴蜀符号研究的“学术探险”,广搜博求,整理集成,夯实基础,促进研究。本报记者近日围绕巴蜀符号集成工作、下一步研究计划以及如何推进巴蜀文化研究等问题采访了严志斌。

  研究范式有待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和国家博物馆洪梅合作编纂的《巴蜀符号集成》自2019年出版以来,引起相关学者关注和讨论。请您介绍一下该书的核心学术内容。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



  严志斌:在四川、重庆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器物上,常见有一些图形符号,与平常所见的纹饰有异,又与汉字不同。这类符号,学界多称之为“巴蜀符号”。巴蜀符号是目前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的符号系统,因此,对其进行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和难题。巴蜀符号是川渝地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的停滞不前,限制了此地区这个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细化。70多年来,学界已经积累了很多巴蜀符号资料,对巴蜀符号所处的时代背景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川渝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年代与文化框架基本建设完成,这都有利于巴蜀符号研究的开展。对于巴蜀符号,许多学者曾加以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进展。在巴蜀符号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卫聚贤、刘瑛、高文、高成刚、管维良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关于巴蜀符号的性质问题,学界分歧很大。如在称名问题上就有“巴蜀文字”“巴蜀图语”“巴蜀符号”等,这需要对巴蜀符号全面厘定后才能作出判断。此前,学界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对符号的释读上,将巴蜀符号与甲骨文、金文或民族文字,如彝文、纳西文进行对比释读,或根据符号的象形物进行猜解。这些研究虽然提供了不同视角,但研究方法与研究指向显然存在问题。而对巴蜀符号的分类、内容、特点、规律、载体和材质与符号的对应关系等方面,此前学界虽都有讨论,但尚待进一步推进研究。

  对巴蜀符号进行系统研究,学界应当调整研究范式,先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研究与解读。要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对巴蜀符号器物重新进行尽可能细致的分期断代研究,综合考虑这些铸刻有符号的铜器、兵器、陶器、漆木器,并参考共出器物,进行各种统计分析,重点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号组合规律,以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分析符号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分布、变化,以推求符号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的特征;分析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如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社会层级等。完成上述研究才能尝试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我与洪梅合作编纂《巴蜀符号集成》的目的,就是为巴蜀符号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较为系统的基础资料。《巴蜀符号集成》全面搜集整理了迄今公开刊布的铸刻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及收藏机构展出的一些铸刻有巴蜀符号的器物,总数量有835件,另附录53件。每件铸刻有巴蜀符号的器物均以器类、时代、地点、尺寸、著录情况、收藏情况、符号内容共7种项目加以编录。

  通过搜集整理及初步研究,我们对巴蜀符号的基本情况包括巴蜀符号的种类、巴蜀符号分布地域、巴蜀符号的时代、符号特征与组合等都有了基础性了解。研究巴蜀符号,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其有哪些种类、形态如何。据我们所见,依据将巴蜀符号尽可能进行区分的原则,我们区分出272种符号。巴蜀符号分布地域主要为: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南北条带地区、重庆至枝江的峡江地区。分布区域与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通过对巴蜀符号所在的器物的年代进行判断,巴蜀符号流行的时代基本在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少量器物的年代可延至东汉时期。不同的巴蜀符号出现的时期或有早晚。

  研究存在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巴蜀符号研究现阶段属于“学术探险”,请谈谈为什么叫“学术探险”?

  严志斌:我们大概在10年前开始对巴蜀符号进行搜集整理。当时在阅读了先贤讨论巴蜀符号性质的文章后,我们觉得有个现象比较奇怪。这些论文虽然都在讨论符号的性质,但具体有哪些符号,其实都没有说明。因此,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个基础问题梳理清楚。这是我们开始巴蜀符号研究的一个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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