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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坐标下的中国抗疫

全球坐标下的中国抗疫

  在向西方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学者中,出生于加拿大的政治理论家贝淡宁(Daniel A. Bell)格外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一篇以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写就的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贝淡宁在西方学界一举成名。此后,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贝淡宁开始学习中文,爱上中国文化,并在中国安家。2004年,贝淡宁接受邀请加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与政治学。2017年,贝淡宁拥有了一个新身份: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游走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贝淡宁有着与其他学者截然不同的学术视野。近年来,他先后写下《中国新儒家》《东方遭遇西方》《贤能政治》《正义层秩论》等著作,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文化传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解和认识。他说:“大部分的西方人都会用西方的民主来判断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说不,我们应该用中国自己的有很强历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来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

  就全球坐标下中国抗疫的思考,贝淡宁日前接受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采访。

  我公开了这件事,弗格森被迫承认没有证据支持他关于中国向境外“输出病毒”的不实言论

  问:最近有英国学者在媒体上传播有关中国向境外“输出病毒”的不实言论,您在博客上予以反驳。您的出发点是什么?

  贝淡宁:一个月前,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英媒撰文称,中国在此前只是关闭了武汉飞往中国其他地区的航班,却仍然开放武汉直飞欧美各大城市的航班。言下之意是:中国有意向境外“输出病毒”。我惊讶于他竟然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最近的讲话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重复了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从我2月初在中国旅行的亲身经历中,我知道我们必须填写表格,澄清是否接触过来自武汉或湖北的人。因此,1月23日武汉封城后,中国允许从武汉起飞的航班飞往世界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要求弗格森拿出证据。他寄给我一些报纸上的文章和飞行记录,他声称这些都支持他的指控。经过我对他所给出的证据的核查,事实上没有证据支持他的说法。在我们的邮件往来中,他没有承认错误。不幸的是,他的文章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所以我在博客上公开了这件事,最后弗格森被迫承认,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即中国在切断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后还允许航班从武汉飞往世界其他地区。我知道这会破坏我和弗格森的关系,但有时候真相比和谐更重要。

  问:疫情暴发以来,您经历了怎样一种状态切换?

  贝淡宁:人是群居动物。住在社区,与家人、朋友、同事在一起交流和互动,这对于人们的幸福感至关重要。所以隔离在心理上总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好在现在我们不再需要隔离了。在中国,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当世界其他地方处于“封锁隔离”(lockdown)状态时,我在上海的状态当然值得庆幸,但我也为世界上其他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人感到担心。我的家乡蒙特利尔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目前还不清楚我的家人朋友何时才能恢复正常。

   中国抗疫进展到现在特别不容易

  问:从全球坐标出发,您怎么看待中国的抗疫?

全球坐标下的中国抗疫

  当地时间5月4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网站发布了一项英中美多国科研团队的研究。研究通过建模发现,中国使用的三大非药物干预措施不仅遏制了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赢得了时间窗口。

  贝淡宁:总的来说,中国抗疫进展到现在特别不容易。与许多国家比,中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更少些。这样的成效是面对未知病毒的突然袭击、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的情况下迅速行动起来取得的。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学习中国在哪些方面做得好。中国也应该分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尽最大努力确保疫情在未来得到控制。中国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越南和韩国等国家在某些方面也做得很棒。中国文化善于疏导,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对立。当然,对于那些公然妖魔化中国的错误言论,也要加以揭露。

  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认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

  问:您说过:“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要像中国一样把全民动员起来是很困难的。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为了公共健康的利益或多或少地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是很难办到的。”中国人为何能表现出“疫情就是命令”的响应力?

  贝淡宁:疫情期间,中国人民认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因为他们有抗击SARS的最近经验;因为他们很自然地意识到:当社会秩序遭受重大而直接的威胁时,需要强大的、集中的、有效的政府提供秩序;当然也因为儒家思想的遗产: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服务于家庭和社会。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即便在危急时刻,也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人自由和隐私,他们会发现这样行事会让抗疫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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