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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黑灰产业如何治

原标题:网络黑灰产业如何治

网络黑灰产业如何治

  北京互联网法院电子诉讼平台。新华社发

  近日,深圳龙岗警方披露了一起通过“恶意差评”对电商平台网店进行敲诈勒索的网络黑恶犯罪集团案件,这也是全国打掉的首个有组织、有架构的网络涉黑恶犯罪集团。同样利用差评对店家评级、购买率等的影响,向电商收“保护费”的自媒体“黑公关”此前也引起过媒体的广泛讨论。

  随着人们工作、生活中对互联网运用的比重越来越大,发生在互联网上的违法行为也在更新迭代,层出不穷。10月,大量苹果手机用户ID被盗,根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最高损失达上万元;国内知名在线旅行平台被曝搬运其他平台用户点评;一些热播影视剧购买刷点击率服务,数据泡沫造出的海市蜃楼已影响业态的健康;一些知名微信公号发布的文章,会被其他公号迅速换掉表达方式、不换主题结构地“洗稿”发布……涉网的新型违法行为在逐渐增加,并且更新速度极快是不少法律从业者的共同感受。

  繁荣与乱象并存

  早在2016年,根据《法治周末》的报道,中国网络黑灰产业从业者已超150万人,市场规模达到千亿元级别。

  在浙江大学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看来,中国互联网开始就是繁荣与乱象并存的。因为巨大的人口红利,我国互联网企业规模化、平台化速度很快,“我们对互联网的应用是世界第一,在应用的样态和深度上都是世界第一的”。因此一些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第一案都发生在中国。

  他总结互联网违法行为有几个共同特点:首先是非接触性,违法者可以远程操作从他人移动终端盗取东西。其次是无边界性,不受地域限制。再次是危害大,“比如传统的入户盗窃,一晚上最多他能去十户人家,但是现在通过攻击平台,能一瞬间就盗取千万个用户账户”。此外,涉网的违法模式变化特别快,技术性强,这些特点决定了司法立法不能用传统思维来对待。

  “涉网的违法行为隐蔽性很强。”杭州律协互联网信息专委会主任吴旭华补充道,“比如一个网站辛苦经营,其他人通过研究网站漏洞,就可能侵占这个网站的经营成果。可能侵权人已经成规模获利,被侵权人还没有发现。维权方面也会碰到障碍,在维权过程中主张权利,会碰到比较前沿的问题。”

  张延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专注于互联网法律实务领域,他认为,针对涉网的违法行为提起的诉讼对时效性要求更高。“比如涉及知识产权保护,这类案子对时效性要求高,如果权利人的文章、书目出现在了未经授权的网站上,侵权行为在发生时需要通过法院快速制止。如果是传统的审理流程,一下子一两年过去了,最后虽然官司赢了,但是侵权行为导致的后果已经蔓延。”张延来进一步解释。

  以互联网思维创新司法立法

  “法律总是滞后的。”这是采访中法官、学者、律师所共同强调的一句话。“司法的被动性决定了往往是违法、犯罪行为在先,司法人员发现这类新型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法律原则作出判断后,再来探索推动相应的法律条文制定、修改。”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陈辽敏说。

  高艳东形象地说:“在这个领域,互联网企业始终跑在第一梯队,最了解业界动态,学者在后面气喘吁吁跟着,最后是政府机关。但是必须要看到我们国家近年来为应对互联网违法犯罪情况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在吴旭华看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时增加的关于网购欺诈行为等条文、201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2017年6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都是法律对互联网违法犯罪情况所做的回应。

  “刑法修正案加了好几条跟网络实施犯罪相关的条文,还修正了原有的一些罪名,适应新的犯罪类型。比如互联网快速发展,大量互联网公司拿到公民信息,就有滥用的可能,《刑法修正案(九)》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扩大了犯罪主体和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范围,更好地保护了公民的个人隐私。”张延来补充道。

  高艳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出台是规范互联网行为里程碑式的立法。

  此前,由于单个消费者的能力较小,购买的数量较少,即便依据《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追偿也难以对电商中制假售假者给予严重的惩罚,加之消费者难以搜集相关证据,使得违法成本较低这一现状长期无法改变。此次通过的电子商务法加大了对网购侵权假冒行为的惩戒力度,并明确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经营者的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除了立法以外,互联网法院的成立、在线平台的创新,也对打击互联网违法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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