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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恶,是偏见与不接纳

近日,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热播。该剧围绕精神病患伤人、判决、维权等事件展开一系列故事,在豆瓣上获得了9.5的高评分。“直击心灵”“真实深刻”“引人反思”是观众们对这部剧的评价。我们该如何看待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我们该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社会?本期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编者

精神病患中伤人犯罪的比例远低于正常人

剧中,无论是对于或因精神疾病在电影院犯下无差别杀人案的罪犯李晓明,还是受到挚爱女友突然离世以及拍片中途被替换刺激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青年导演应思聪,人们的歧视和偏见仍然广泛存在,对于精神疾病依然是谈虎色变。

“媒体报道的社会上出现的恶性伤人事件,似乎很大一部分都和精神病人有关。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歧视、远离精神病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就像很多人认为女司机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事实却恰好相反一样,调查研究数据显示,精神病患中伤人犯罪的比例远低于正常人,即使是精神病患这一群体中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伤人行为的概率也不到5%。”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治疗部副主任医师马旻说,“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在疾病发作期的表现是害怕出门、回避可能的一切社交活动,而不是走到街上去伤害别人。”

马旻补充说:“不能否认,确实有一小部分的精神病患会出现暴力伤人的行为,但多半是幻觉、妄想、幻听等精神症状所导致。当患者得到正规系统的治疗,精神症状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他们和正常人并没有太大区别,出现暴力伤人行为的几率也不大。”

当被问到长期需要面对精神病人是否会害怕时,马旻笑着说:“在我眼里,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们生病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刑法提供了精神病人在疾病发作期间伤人不被判决死刑的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是一张随时随地生效的“免死金牌”。2019年5月23日,曾在上海杀害多名小学生的黄一川最终被判决死刑,虽然通过鉴定,他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障碍防治办公室主任刘修军从事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工作20多年,他认为,对于精神病人伤人等的判决,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司法系统需要去评估单个案件的性质、后果、作案动机、犯罪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在客观公正的情况下进行司法鉴定,然后再作出合理的判决。”

剧中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竭尽全力寻找李晓明犯罪的动机和背后的精神疾病,李晓明仍因大众的呼声强烈,而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死刑,也许是平息受害人家属愤怒和悲伤的最好办法,但这样的判决,并不一定是完美的。给精神病患判死刑,依靠的是法律的理性和刚性,但从伦理上来说,不是每一个精神病人都罪大恶极,罪不可赦。”刘修军说,“搞清楚精神病人为什么会犯罪,他的精神疾病处在哪个阶段,才可能避免类似事件再一次发生。精神病人不应被妖魔化,成为所有恶性伤害事件的唯一解释,而精神疾病也不该成为普通罪犯免于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精神疾病不仅是心理问题,也有着特殊的生理原因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花20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这是剧中冷血杀人犯李晓明母亲的肺腑之言,也代表着很多精神病患家属的脆弱、自责与无助。

近年来,原生家庭论的流行让很多人认为,原生家庭的不完美是引发精神疾病的必要因素。婚姻破裂、母爱/父爱的缺失、夫妻关系恶劣、不当的养育方式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去谴责一个精神病患者家属的利剑。

“精神疾病并不仅仅是心理问题,也有着特殊的生理原因。”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资深心理治疗师李闻天解释说,“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法隆有个著名的三角凳构想,即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量包括心理变态在内的精神疾病的生成。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基因病变,大脑损伤以及环境因素(如早期的生理/心理虐待)。但完善的家庭呵护和优良的后天教养以及外部环境对于人格塑造确实有着巨大的影响。基因的缺陷可以通过后天的家庭、外部环境与爱得到弥补。”

需要复元的不仅仅是患者,更是整个家庭

缺乏“病识感”,背负“病耻感”, 觉得这个病“很丢人”,是精神病患及家属的普遍想法。马旻认为,增加对精神疾病知识的了解,接受系统治疗,勇敢面对,是战胜疾病、走出阴霾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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