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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狗屁工作”概念:该消灭的是狗屁工作还是异化劳动?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于2013年在激进杂志“Strike!”的网站上发表了名为《论狗屁工作现象》(编注:本栏目曾翻译发表中文版)的文章。文章虽短,但因为触及了很多人的现实感受——工作中的无意义感甚至愤怒感,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反响,先后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来自各个国家劳动者的反馈也是层出不穷,甚至有“好事者”在伦敦地铁的车厢内张贴选自此文的“语录”。有鉴于此,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格雷伯将此文扩展成书,意在挑战“当下的工作体制”(current work regime),让其“成为射中我们文明核心的箭矢”——现代文明是工作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工作本身已成为目的和意义——并追问狗屁工作大肆泛滥的原因所在,从而呼唤一个每周只需工作十五小时的闲暇世界。

反思“狗屁工作”概念:该消灭的是狗屁工作还是异化劳动?

《论狗屁工作现象》

该书甫一问世就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学人》、《彭博》、《纽约客》、《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卫报》等各大媒体纷纷发表书评,法文版也已翻译出版,中国的各路媒体也出现了相关介绍文章,并引起一定反响。另外,在英语世界也出现了严肃的学术评论,有基本同意格雷伯的论述和筹划,并提出在新自由主义对福利进行紧缩的当下,要采用零敲碎打的(piecemeal)反抗来争取更多闲暇的时间;也有对格雷伯的概念不以为然,认为他将某些工作岗位划分为没有社会价值的狗屁工作是没有认清社会运作机制的表现,任何工作都含有一定的“狗屁”成分,因此关键不是消灭某些工作,而是去改变工作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如此才有可能让工作变得更人性、更有吸引力。
笔者将结合自己的问卷调查和通过即时聊天软件所进行的深度访谈,揭示中国人对于工作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在对狗屁工作概念提出批判性质疑的同时,也反思劳动分工以及对工作内容进行安排的社会关系问题。
狗屁工作:一个似是而非的有用概念
在格雷伯看来一份工作是否狗屁并没有客观标准,只能付诸于从业者的主观感受:如果从业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内容毫无意义并且对社会毫无裨益,那么这份工作就必然是狗屁工作,无论是否收入不菲,是否看起来高端上档次。当然,在现代工作意识形态看来,所有工作都有其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不喜欢某种工作,要么是我们不适合那份工作,要么就是我们好吃懒做,不思进取。我们很少会质疑工作本身是否有意义(当然,有些人会看不起那些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如农民工,但很少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工作内容对社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追问工作对从业者是否有意义,对社会是否有裨益,这似乎触犯了某种社会禁忌。格雷伯指出,有很多关于劳动者工作时是否开心的调查,但从来没有某种工作是否应该存在的调查,“工作这个主题充满了禁忌。”笔者在网上发布调查问卷时,有朋友认为我的问题“不接地气”,并向我反馈“很多人理解不了有没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他们压根就不想这些”。这位朋友还指出,在他向自己的朋友转发调查问卷时——他还特地强调这几个人“都非常爱想事儿,甚至有一些都有比较好的哲学根基”,“他们都觉得(问卷中的问题)没有必要。让他们去思考一份工作能让自己做到人上之人,实现财富跨越,思考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所帮助,他们觉得前者有101%的重要,后者完全不care,只要能上去。”这位朋友及其他几位不愿回答问卷的朋友的确道出了某种心态:工作更多是获得收入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只要能服务后者,工作本身的内容并不重要。
但是笔者从收回的232份问卷中可以看出,也有人愿意去思考工作本身的意义问题。有9.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有7.3%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毫无裨益,甚至有人反映说,在填完问卷后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这个调查结果与格雷伯所利用的问卷结果出入甚大。但是另外一个综合各权威数据库、以47个国家的十万人为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平均只有8%的劳动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全无益处,且结果随着国家、职业和年龄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以2015年为例,在肯定“工作对社会无益”这个陈述的群体中,波兰劳动者比例最高(大约为13%),墨西哥最低(大约为5.3%),中国的比例大约为7.5%。
比例虽然没有格雷伯认为的那么高,但是这些“对社会无益的工作”对从业者身心可能会造成的伤害,依然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另外,到底哪些算作狗屁工作呢?在格雷伯看来,主要是公共部门的科层制工作,以及私人企业中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等部门中的中低层管理与行政工作,这些工作在格雷伯看来,似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将它们消灭,对社会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甚至会造成正面影响——这是格雷伯用于判定工作岗位是否狗屁的客观标准。例如,他以1970年在爱尔兰爆发的为期半年的银行家罢工为例,因为这场罢工并未对爱尔兰的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银行业就可以被视为狗屁工作。
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银行罢工,但这并不代表社会不需要有人来提供信用,只不过当时是由个人之间的信任网来提供信用从而让商业继续运行。而且1970年代处于经济金融化的前夕,与今天彻底金融化的世界相去甚远。在今天,脱离银行业的社会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某种工作消失对社会是否有影响,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毕竟我们短期内无法让一种工作真正消失。例如在格雷伯看来,公司律师是彻底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就像军队一样,只是因为某一方拥有,另一方也要拥有,但持不同观念的人则认为,“我们只要问假如没有公司法律师,一切会怎样,答案就自己揭晓了。”
再者,从业者的主观感受不能作为工作是否有意义或有益的依据。笔者收回的问卷中共有16人为金融业的从业者,有12人非常明确地认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义又对社会有益。按照格雷伯的看法,这些年龄在40岁以下的金融业中下层从业人员都应该认为自己做的是狗屁工作。而有些中下层的管理和行政工作虽然对从业者来说并无意义,看似狗屁工作,但是对其他人展开有意义的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分工作只能部分精简,或者摊入其他工作职责,不可能消灭。另以教师为例,有博士学位的大学老师和研究员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一定意义,但是对社会却没有益处,有人甚至写道,“无意义,大学该关门,大学老师统统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较而言,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中小学老师则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义,对社会又有益处。这也是格雷伯的狗屁工作概念难以解释的。
格雷伯也认识到自己关于狗屁工作的定义太过依赖从业者的主观态度,因此试图从客观的工作内容来定义工作的社会价值。在他看来,只有那些“真正制造、移动、修理和维护事物”的工作才能算作有社会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否则就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格雷伯关于生产性劳动的观念其实来自于亚当·斯密,而马克思在后来发展了斯密的这个观念:但凡能够为资本家所雇佣,从而能够让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因此,按照格雷伯和斯密的定义,被资本家所雇佣的家政工就不能算作生产性工人,但其社会价值不可否认,而在马克思看来,被资本家雇佣的家政工属于生产性劳动者,但是被个人雇佣的家政工没有将自己的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而服务于资本增值,而只是直接用劳动换取货币,因而属于非生产性工人。因此马克思写道:“同一内容的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可见工作内容狗屁与否,与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并没有关系。格雷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狗屁工作并无意义。
但这并不是说当下社会所有的工作都有存在的必要。对于不分青红皂白认可一切“工作”价值的工作意识形态,马克思有着尖锐的批判:“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在科学(自然科学)被用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伺臣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予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工作对社会必要或有用与否,不能诉诸于从业者的主观意识,而是要从满足人民普遍需要同时又生态友好的理性社会角度去进行评判。如保罗·巴兰指出,如果离开资本主义立场而从社会主义立场来看,很多在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思想来看是必须的,生产性的和合理的事务,就成了非必需的,非生产性的和挥霍性的了。例如这些非生产性工人中有很多从事于制造军备、各种奢侈品和炫耀品。其他还有政府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逃税专家、公共关系专家等。再就是广告商、经纪人、商人、投机牟利者等等。巴兰提到熊彼特这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律师这个职业在社会主义是没有必要的,“许多聪明才智被用之于这类非生产性业务上,其社会损失是不小的。”
格雷伯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封建仆从色彩的岗位,其功能似乎只是给顶层管理者跑腿,造成后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因而将当下资本主义称为管理上的封建主义(managerial feudalism)。然而,既然资本主义是一个在生产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即非理性状态的社会形态,那必然会有非理性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这些岗位其实并不是因为顶层管理者为了展现自己权势而创造出来的(虽然客观上会造成这样的效果),而是资本追求最大回报和经济金融化的必然结果。因此这不是什么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新的形态。
由此可见,“狗屁工作”并非如格雷伯所认为的,是主观感受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客观存在。例如,即便某些从业者认为推销存在很大意义和价值,但这并不能否定其狗屁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看似必要合理,但在理性社会中必须消灭的工作——的本质。但是,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却形象地表达了一部分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对社会毫无益处的工作的憎恶,对劳动解放的希望,这也是我们保留这一概念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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