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2. 为什么?
  3. / 正文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民抛弃

1991年8月21日,苏共解体前的戈尔巴乔夫。 (资料图/图)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0年前,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的长文《苏共亡党十年祭》,黄先生提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文章刊发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今天,南方周末刊载作者由不久前在国家行政学院所做同名报告整理而成的新作,对苏共败亡教训作出了更深思考: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科学、深刻地反思,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当类似“大清洗”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演,就不能再看成偶然现象。

为什么在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是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一个人可以剥夺那么多人革命的权利?为什么有时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整敌人还狠,而且一意往死里整?

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

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

赫鲁晓夫会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勃列日涅夫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两个时间如此贴近、意义全然相反的纪念日。庆祝建党90周年后,紧接着就是苏共亡党20周年。这一荣一辱,一兴一亡,必然成为人们长久不衰的话题。

20年来,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因为,早年中共就是照苏共模式建立的。1949年后建设社会主义也只能从学苏联开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虽然从毛泽东起,中共一直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突破,但从意识形态到执政方式,两党的相似处仍多于不同处。研究苏共的失败,也是寻找中共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因此,也与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同,参与者中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大量其他职业的党内外人士。这是可贵的忧患意识。

当前最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模式”,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导致苏共的最后垮台。

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学者,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攻击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例如布热津斯基称大清洗受害者达“5000万冤魂”,苏联当时人口不足2亿,明显经不起推敲。他们力图通过苏共和苏联覆亡,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错误”,如果不明就里,随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我认为,上面这种政治警觉也可贵,但如果因为西方在斯大林问题上别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搞乱了人们思想,便认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长治久安,同样可能误入歧途。况且,把一个执政七十多年、拥有近两千万党员大党的崩溃, 归罪于“两个叛徒”,也有些简单化。

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说过一段极精辟的话:“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显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问题出在少数领导人身上,深层原因,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中去寻找。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足够深刻的教训,历史悲剧就无法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甚至会重蹈覆辙。改革开放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摆脱斯大林模式或苏式社会主义影响。经历了90年历史风雨的中共,也应能摆脱短期的利害权衡和感情因素影响,对苏共兴亡进行冷静、科学的反思。

苏共亡党祸根何时种下

如何评价斯大林,是国际共运最大的认识分歧之一。这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做出如此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也犯了如此严重错误的领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炼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他的名字,曾象征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稳固,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他创立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不断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纠正其问题和缺陷,而是将其凝固化、神圣化,视为各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普遍经验”。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为巩固自身权力和维护其发展模式进行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面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 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因为几乎每个苏联家庭或其亲属,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几十年后仍积怨不消。以此攻击俄共,最能激发群众情绪。

传统解释是:苏联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要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是客观原因;斯大林高估阶级斗争严重性,把党内认识分歧当作对抗性矛盾,是主观失误。因此我们一直称之为“肃反扩大化”。可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这一立论被动摇。

第一,“大清洗”不是发生在革命初期阶级斗争尖锐、危及苏维埃政权生存时,而是在苏共执政20年、最后的“富农暴乱”都平息很久以后。被清洗者不是破坏分子或被推翻阶级的成员,而是各行业的党员干部和优秀分子。

第二,清洗对象与党内斗争对象高度吻合,所有曾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人和党员干部,即使后来承认“错误”也无一幸免。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直接指示从“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成员中“寻找幕后凶手”。特别是1934年党的“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因为只有3名代表投了基洛夫反对票,却有262名代表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尽管卡冈诺维奇销毁选票,宣布斯大林也只有3张反对票,但这仍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索。由于是无记名投票,哪些代表投了反对票,谁也不清楚,绝大多数人都成为被怀疑和打击对象。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有98名被处决;l966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中“消失”。

第三,斯大林曾密电各地内务人民委员会,“对那些显然是人民敌人而又不肯缴械投降的人”,可以通过严刑逼供获取承认是“暗害分子”、“外国间谍”的供词。并要求快审快判,判处极刑后不准上诉、立即处决。

显然,这不是“肃反扩大化”,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肉体消灭党内反对者和潜在对手。斯大林在1937年提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偶然的。只有这样,才能将用对敌斗争手段对付自己同志合法化。“大清洗”要解决的,不是阶级斗争中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党内斗争中谁战胜谁的问题,并且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领导人大都被消灭。1.5万名红军指挥员在战前被枪决。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军团长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没有受过这样的损失,就是投降的德国和日本的损失也比这小得多。这直接导致苏芬战争失利,并刺激了希特勒的冒险野心。

斯大林本人最后也成了这一斗争理论的受害者。在他把很多不是敌人的人打成敌人时,就在自己头脑中制造出更多敌人。1929年以后,斯大林深居简出, 再没下过基层。晚年生活圈子更小,“医生谋杀案”发生后,他疑心更重,甚至不看病,不吃药。独断专行的结果,是把自己和党、党内同志,甚至身边人都隔离开了。1953年3月1日下午6时半,斯大林因脑溢血摔倒,只有警卫陪护,医生到达时竟是第二天上午8时半以后,中间超过14个小时无人救治。有人怀疑,这是已感到斯大林不信任危险的贝利亚的故意拖延。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病危时竟得不到一个普通人能得到的医疗救助,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但如果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就错了。类似现象已跨越苏联国界甚至斯大林能影响的范围,也没有因斯大林逝世而终结。

l948年以后,东欧各国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处决和监禁了数以十万计的共产党党员干部,有的党减员达40%。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什么首先在东欧掀起轩然大波?因为有的东欧领导人除听命苏联指挥棒外,还借机铲除威胁其领导地位的人。对秘密报告反应最强烈的匈牙利的拉科西,就精心策划过多起大冤案。后来东欧首先发生剧变,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

和斯大林对着干的铁托,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是条受尊敬的硬汉,但对不支持他的人也毫不手软。据1987年出版的马尔科维奇的《荒岛真相》一书披露, 包括2名政治局委员、8名中央委员在内的二千六百多名不赞同与苏共闹翻的领导干部被开除出党,关押在亚得利亚海一个荒岛上。而一度被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以“反修防修”为名连续开展“党内斗争”。包括原来作为霍查“亲密战友”的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被迫自杀,罪名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受到这种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的处理上比他们要慎重得多。毛泽东本人多次挨过从苏联回来的“钦差大臣”的整,对王明等人在莫斯科利用“大清洗”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深恶痛绝。因此,从延安整风开始,对清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在撤退过程中保卫部门擅自杀了一个王实味,毛泽东还多次批评,他说:“人头不是韭菜,割错就长不出来了。”因此,尽管“文革”结束前“左”的运动不断,但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不像苏联要靠死后平反昭雪。而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10月,便成为万物复苏的盛大节日。

因此,当类似“大清洗”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演,就不能再看成偶然现象。有位“文革”期间去世的熟悉国际共运史的老一辈革命家, 曾对我谈到他心中郁结已久却始终没有答案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是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一个人可以剥夺那么多人革命的权利?为什么有时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整敌人还狠,而且一意往死里整?

这两个问题曾长期萦绕在我心头,虽不能说今天已有成熟答案,但我们已有条件站在比前辈更高的视角,去思考这些历史悲剧的成因。

首先因为共产党执政后,总体上沿用了革命时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这在一定条件下很容易演变为对权力的滥用。其次,则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都充分发达的国家发生,而是首先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家有关。历史的阴差阳错,使得执政的共产党,未能在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已达到的高度,重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反而更多地吸附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包括用“阶级斗争”掩盖权力之争,肉体消灭反对派,表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已腐蚀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

还有,共产党执政后,抱不纯目的的入党者也激增,为扫除升迁道路上的障碍,其利益便和“大清洗”绑在一起。当法制破坏殆尽,被害的不仅有反对派或被牵连的人,表示怀疑、不愿跟着跑的干部也会遭殃。一人遭殃又祸及亲族,受害者自然越来越多。

因此,“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制度缺陷的产物。

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曾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而来的,它在苏联就不成功,更不用说在中国了。这种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不幸”。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