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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九大”后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书上写些什么?

核心提示: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书上写些什么?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资料图

本文摘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作者:汪东兴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

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主席: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地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地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敬礼汪东兴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主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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