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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月落荒寺》:我下了一个决心,不再写乡村题材

最近,格非出版了新书《月落荒寺》,故事的主人公林宜生是在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学任教的老师,以他为中心,大学同学周德坤夫妇、好友李绍基夫妇、赵蓉蓉夫妇等八人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朋友圈,在貌似平常日常交往背后也暗潮汹涌。“月落荒寺”的书名或许指出了这个故事不落言筌的某种空灵感,每个人都怀抱着秘密,庸常的人际交往填塞着生活,究竟什么才是真?

早些年格非的《褐色鸟群》等影响了许多人的文学观,彼时的先锋小说也试图描绘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媒介更迭的互联网时代,格非的创作其实一直在回应最初的问题,小说是否只是语言的事实?

在当代作家中,格非的写作一直试图跨越中国南北,说到新书的缘起,他说源于三年前在圆明园正觉寺花家怡园举办的一场中秋音乐会,由其好友音乐评论家刘雪峰组织,从晚上七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在这八个多小时里,格非和朋友们欣赏了包括西方古典乐、中国戏曲在内的各种音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定了《月落荒寺》的框架。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隐身衣》,再到《月落荒寺》,格非一直保持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主题也有连续。

格非《月落荒寺》:我下了一个决心,不再写乡村题材

12月19日,围绕着小说《月落荒寺》,作家格非和张芬在清华大学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做了一场文学对谈,格非就自己的新书进行了分享,以下为格非演讲与分享内容。

八十年代:短暂的浪漫主义时期

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剧变,这个时候文学不要说现代主义,整个读者群体都换一茬人了。

我有一次开会碰到杨庆祥,他说他把1980年代定义为是一个短暂的浪漫主义时期,非常准确。那个时候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浪漫主义时期,持续了不到十年。伴随着这样一个现代主义探索的终结。当中非常多的人,余华、苏童等等很多人都已经转向,转向一个新的写作方式。

我记得没有怎么转的就是北村、孙甘露,还有我,我们几个反应比较迟钝,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放掉吗?但是事实证明不放是不行的,我还是挣扎写了一些作品,明显感觉到原来支持你的动力不存在了,你写作的时候不可能获得在1980年代那种巨大的信心。没有这种信心,写作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在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是,我几乎就放弃了写作,差不多当中停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任何文学创作。我就读了个博士,开始大量读书,生活过得很悠闲,就那么过来了。

我写《人面桃花》的开头时在法国,虽然我喜欢寂寞,但是在法国过于寂寞,是不能忍受的,我呆了一个多月就回国了。之后很快被派到韩国,在韩国把《人面桃花》写完,大致是这样的过程。

我读作品的兴趣开始慢慢往前移,原来是现代主义,后来在现代主义周边,然后从现代主义周边慢慢过渡到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比如说从原来当年最喜欢读的福楼拜,回到巴尔扎克,回到拉伯雷,从拉伯雷开始往前到堂吉诃德,再往前可能到中世纪了,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荷马史诗》,会读《奥德赛》、《伊利亚特》等等作品。

重新回到《奥德赛》以后,开始对西方文化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个时候我开始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西方文化史的演变,读了一部分哲学的著作。我觉得,你刚刚把一个东西写完之后,时代又得往前走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慢慢思考一些问题,写作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自己觉得,我也可以不直接去描写现实,什么作品我都能写,比如我写三部曲,三部曲当中其实有一些东西并不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包括《望春风》里面有一大部分不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东西。我有一个意图,就是说可能跟中国的城市化、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关。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向城市的巨大转变,这个不光是地理上或者文化上的,甚至是在所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变化。

所以,在写完《望春风》以后,我给自己下了一个规矩,下了一个决心,就是坚决不再写乡村题材作品。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太迷人了,我们这个年龄,50来岁,特别喜欢怀旧,一旦怀旧起来埋头在里面就拔不出来,但是这样不行,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必须了解新的时代变化,了解这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开始考虑中国的一个庞大的地理问题。虽然《月落荒寺》写了北京,但不表示我下一个作品也写北京。我希望把自己的笔触更多回到现在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中。这是我写《月落荒寺》的想法。

格非《月落荒寺》:我下了一个决心,不再写乡村题材

书封

将事件放在时间长河中抵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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